從“功能城市”走向“文化城市”

    早在1933年誕生了關于功能城市的《雅典憲章》，這個憲章是為了應對大工業時代導致的“城市病”——比如說交通擁堵、環境污染、失業、棚戶區的蔓延和城市中心的人逃離城市。面對這些“城市病”，當時一些規劃師、一些建筑師、一些社會學家集中在一起研究解決“城市病”的治本之策，大家認為城市需要合理的功能分區的規劃，對于城市的居住、工作、游憩和交通要在合理的區域里妥善地安排。

    《雅典憲章》，在國際上曾經一度有它絕對的權威，所以很多城市都是按照功能城市的理念進行了建設，包括中國的很多城市。比如首都北京，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，歷屆總體規劃都是按照功能分區進行規劃，比如說通惠河以南是化工工業區、通惠河以北是機械紡織技術加工工業區，酒仙橋是電子元件器件工廠，西郊是首鋼鋼鐵工業區，北郊是科研、辦公區，西北郊是大專院校，西郊是公園游憩的地方。這樣一種功能分區規劃圖看起來很漂亮，黑顏色的是工廠、棕色的是倉庫、綠色的是休息的地方、黃色的是居住的地方，但對城市、對人們生活的不良影響很快就顯現出來。“當時我在北京的西郊月壇居住，我上班的工廠是在東郊郎家園，每天早上要從西郊騎著自行車一個多小時到東郊上班，與我同行的有千百人的騎車大軍，黑壓壓地就從西往東騎。每天下午要頂著夕陽，也是伴隨著自行車大軍從東邊往西邊騎。”單霽翔說。

    正是因為盲目的功能分區，使人們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時間在路上，人為造成交通堵塞、環境污染和休息時間的減少。單霽翔認為，當前我國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，城市建設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展開，僅僅以功能來規劃城市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文化需求。一座城市都必須以文化戰略的眼光進行審視，從全局的和發展的角度進行思考和分析。